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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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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什么人们不再称赞自己的老师  

2015-10-30 16:33: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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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不再称赞自己的老师
为什么人们不再称赞自己的老师 - 陆泉润 - 风吹墨浪

      我们当代的学校教育是令人痛心的,无论思想、立场持左持右者,对教育的批评是惊人的一致。如李零教授正告当政者语:“大学不是养鸡场。”如钱理群先生的名言:“我们的教育培养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资中筠先生说我们的大学教育:“聚天下英才而毁之。”无论地位是高是低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有条件的,送他们到国外去读书。这种送,即是我国人最后的底线,一种血缘之善:自己可以忍受罪苦,而把孩子送到光明的、有希望的、宜居宜学的国度。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为此感叹:“别老说正路邪路这些让人莫名其妙的话。人们心里都很清楚,你们把自家孩子往哪里送,哪里就是正路。”

       在移民赤字、人才赤字中,我们的留学赤字也是相当惊人的。我国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等国的第一大留学生生源国,在我们两三千万的大学生中,堪称精华一百多万人在海外。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占其全国大学生的比例都在百分之十以上,我国这一比例只有百分之零点多。我国人到美国留学的人数是美国人来华留学人数的十倍以上。

     不用说汉唐盛时的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末世,也少见这样的教育奇观。考察中外教育,同样寒窗十年,我们教育出来的人跟人家教育出来的人难以相提并论。资中筠先生说,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这个过程,就像退化土豆一样”。

      这样的教育一如雾霾,大概是我国人的业力或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孩子要寻求出路,除了出国一途,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救、同济共济。借鲁迅的话,不要相信当道者,不要相信成功人士,不要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在跟人的互动中,去寻找同道,寻找真正可以师法的健康生活和高尚人格。

       说人格高尚者才配作我们的先生,这话在今日语境中显得“高大上”。经济学假设、潜规则流行、三观尽毁的无节操,使得当代人的心性人格之矮化、言行之粗鄙成为国人“你懂的”普遍现象。斯文扫地,师道之无尊严,也成为大家叹息又无可奈何的现象。也许只有我们这里,老师才被学生称为“老板”。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们被很多人漠视、轻视,甚至仇恨,“新三座大山”中即有教育大山,“眼镜蛇”荼毒国人被列入民谣中并不让人意外。“古之学者必有师。”今天的人很少有人称赞自己的老师。邓康延先生主持拍摄的《先生回来》纪录片,选取了民国史上的几位校长、老师,在北京798展览时,曾创下一周十万人参观的奇迹,就是因为在师道师德问题上跟人们产生了深切的共鸣。

      这是一个让我们说来不免羞耻的话题。但任何轻薄都有违东西方文明对师道尊严的规定。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天地君亲之大伦中之一伦也。跟教书匠不同,跟愚民愚人者不同,师者是人生百年中的典范。“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惟有这样的师道师德加持我们,我们的人生在顽时才能提升为廉,在懦时才能立志,在怯时才能勇猛精进,在薄时才能校正得敦厚,在鄙时才能转变为宽广。

        师道,在中国语境中就是君子大人之道,这种大学之道,就是要把人从“子民”“百姓”“小人”状态解放出来,使其知道自己光明的品德,更新自己的生存或生命意义,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这就是《大学》开篇开宗明义强调的,也是朱熹一再称道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大学》等文献中可知,中国文化的教化之道跟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相通,都是要培养丰富的人、全面的人,《大学》所弘扬的人格德性更近于现代社会的公民人格。《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从《大学》中还可以推论,那些一生停留在修身阶段的人还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只顾小家停留在齐家阶段的人还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只止于治国阶段的人还不是君子大人,他们既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之道”,也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人格。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大学之道”与其他文明的圣哲心地相通。苏格拉底坦承:“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人类社会提出了一个原则:“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们因此可以理解,在传统中国,师者何以具有崇高的地位。按中国人的理解,天佑我们,以君,以亲,以师来加持我们。在这中间,师者的心地是最为自由的、光明的、高尚的。尊师重道是我们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因为,“师哉,师哉,童子之命也”。老师决定了学生一生的命运。师者对学生的引导,就是“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礼记》为此明确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大学》则深谙人性中的阴暗和果报,“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正如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财货来路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不白地失去。我们由此可以理解当代中的很多怪现象,有些学官、教授为大众嘲笑、诅咒,即在于他们的狂悖,他们的人格矮化、官化得成为一个个的笑话,他们是“教育雾霾”的制造者。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什么样的人格才配作先生,没有德行的人其灵魂也是阴暗猥琐的。今天我们社会流行的成功之道,以及官本位文化,在有尊严者心中,只是“世禄”,它们既非我们的师道,更非人生健康幸福的指标,但遗憾的是它们仍为很多人师法,它们仍在流行。它们的流行让我们与一切健康的人格、高尚的心灵相睽违。古希腊的圣贤伯里克利说过:“我们既关心个人事务,又关心国家大事……毫无疑问,那些深知战争的灾患与和平的甜美,因而能临危不惧的人,才称得上具有最伟大的灵魂。”

       考察东西方文明的教育之本,我们可以辨识一个人的人格之涵养乃是人生社会的终极。中国人讲,与天地参,即是此意。这种顶天立地的人格养成,并不高深,因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儒释道在此殊途同归,一个人只有示现仁义,其人生才可圆满,庶几无愧。而西方人在此的诗意仍然一致:康德说,“人是目的”;两千年前的伯里克利则骄傲,“我们雅典总的来说是希腊的学校,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素质,都有资格走向沸腾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最优雅的言行举止和最迅速的办事作风”。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这样一副对联:“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这是乾隆皇帝为孔子写的。虽然很多人对孔子不以为然,但他作为老师却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可以从孔子和弟子的关系中学到很多东西。那样的人生情境,今天仍让人向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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