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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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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许锡良:中国的传统丢失了吗?  

2010-05-22 20:04: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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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常作印许锡良:中国的传统丢失了吗?
中国的传统丢失了吗?

 

 

                      许锡良

 

 

201051415日,在中山大学小礼堂召开的“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上,谈到中国的教育要回归传统,寻找传统之根主要有两个人,一是南京大学的桑新民教授,另一个是湛江师范学院院长罗海鸥教授。

 

桑新民教授甚至说,中国近百年来,先后学日本、学欧洲、学美国、学苏联,把自己学得失魂落魄,学得没有了自己的根。因此桑新民教授说,中国的教育要重新回到自己的根上来,这就是中国的“太极思维”与“中庸之道”。罗海鸥教授说到中国西南联大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借用《礼记》里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明中国早在数千年前就有大学精神,也说明西南联大时之所以办得好,能够出大师是因为,他们坚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关于这些说法,对桑新民教授,我当场就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其一,桑教授说中国近百年来,学日本,学欧洲,学美国,学苏联,最后学得失魂落魄,变得没有了自己的根,请问您所说的“根”是什么?日本近百年来,更是先后有“明治维新”的时期的“脱亚入欧”与二战之后的“脱亚入美”,甚至连现在使用的宪法都是美国人替他们制定的,请问日本是否失魂落魄,也没有了自己的根?其二,桑教授口口声声说教育要回归到教育规律上来,请问:教育有规律吗?如果有,请问是什么?对我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可惜,他只回答了第一个关于中国的根,就是中国的太极思维与中庸之道,就顾左右而言他了。桑教授没有能够回答我后面提出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对他武断结论的最好质疑与反驳。其实,我所提出的问题,我都有自己的答案,而且也都有文章论述。桑教授以前是以唯物辩证法来思考教育的,现在国家倡导国学,回归传统,他因此就把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太极思维与中庸之道有机地密切地结合起来了。那一代人有不少就是这样思考的。在桑教授的PPT里,在讲到太极思维时呈现的两条生动的“阴阳鱼”,绕着一个圆圈永远止境的转着,回环不止,显得栩栩如生,倒是有点像永远变不了的中国。也许是听众有人感觉桑教授不回答我的问题,有点不甘心,因此,在我之后,又有听众向桑教授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大陆的教育问题,是学习西方文明太过,还是学得不太够的结果?对照香港最近英国亚洲大学排名榜,亚洲排名前五名的大学,竟然就占据了三所,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而大陆竟然没有一间大学进入亚洲前十名,这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还是保留了中国传统根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桑新民教授又再一次失语。现实胜于雄辩。事实上,无论日本、韩国还是香港、台湾、澳门,他们虽然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是有深厚根基的,没有根的反倒是中国传统影响深厚的地方,这些地方,常常连最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什么坏事、恶事与伤天害天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国学与传统,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不仅仅是在教育问题上要思考,在一切问题上可能都要重新思考。

  罗海鸥院长在其主题发言:“大学精神的提升与还原——兼论钱学森之问”时,就把《礼记》中的“大学之道”,照着背诵了一遍了,我很佩服罗院长的记忆力与绝好的口头表达能力,但是,二千多年前的《礼记》里的“大学之道”中的“大学”显然与今天所说的大学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那是不能够附会在一起的。中国自古有“大学”与“小学”之说,但是,那不是学校,也不是指学制,而是指学问的分类,所谓大学之学,重在于“道”,所谓小学之学,主要是指“考据”、“训诂”、“辞章”之类的具体技术活。“大学”是专指“道”的层面,也指理念、思想与信仰上的大问题。“小学”,主要是指“术”的层面,常常指考据之学,如孔乙已喜欢说的“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之类的学问。这与现代大学根本扯不到一块的。倒是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有点现代大学的味道,可惜,这次论坛没有人提及这个。在罗院长发言里,大学精神就提升到了“大学之道”。为了替传统与国学说话,我们有时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但是,罗院长的发言,没有能够安排充裕的时间让大家提问,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有幸与罗院长同在一桌用餐,当面请教这个问题,罗院长笑而不答,不知道是包容我的无知,还是感觉不屑于回答我这样无名之辈的提问。其实,我很想在饭桌上挑起大家讨论那些问题的兴趣,可惜,大家似乎没有这个兴趣,看了看我这个不知名的毛头小子,大家又默默地低头自顾自地吃饭。我想,可能是因为在这里讨论学问,没有新闻记者及时报道,人气也不够旺,讨论不容易显出社会效应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当年的胡适在场,或者梅贻琦在场,他们一定会放下碗筷,与我激烈地争论起来,或者赞同,或者反对,或者反驳,或者补充材料。据说,胡适作北大校长时,有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会议他不太想参加,但是,只要有人在会上提到《水经注》,他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了,一定会与你探讨到底,至于会议,对不起,大学里的核心问题就是讨论学问,一切会议都是不重要的。今天的中国大学,这样唯学问是问的书生校长,还有吗?怕是早就绝迹了吧。就这一点来说,中国民国时期,从欧美那里悄悄地偷学来的一点大学精神,倒真是丢得差不多了。留下来的新大学就是衙门化、官僚化与行政化。在这样的行政化大学里,大学早就被分成了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与副厅级大学。罗院长在谈到这次他能够作为湛江师院这样层次的院校与北大、南大、中大这样的“211”与“985”类院校并列在一起探讨教育问题,感到非常荣幸,说明这次会议博大的精神。当然,这次会议确实是办得不错的,但是,我以为,中国的大学之所以办得不好,水平不高,正是在官僚行政级别的思想指导下,人为地搞出“211”与“985”之类的学校结果。其实,在真理面前,无论北大清华还是湛江师院,都是平等的。既然大家一起来开会,就应该本着平等的态度,就理性、逻辑与证据说话,是没有什么身份优劣之分的。北大清华教授,不一定就比湛江师院的教授说得有道理,人落到哪个单位与种子落到哪个土壤里一样的道理,并不能够说明种子本身的质量。但是,在中国是注重身份与级别的社会,有着悠久而深厚的身份级别传统。

  在开会的时候,我又想起中国目前的教育方针仍然是培养“建设者与接班人”,这“建设者与接班人“,不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吗?所谓“建设者”,其实就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没有人脉资源的平民子弟的出路,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力者”,随时随地准备“治于人”与被人食的这一类。所谓“接班人”,就是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与雄厚的人脉资源,大学还没有毕业,副厅级干部的宝座,就在恭候他的大驾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随时随地准备“治人”,并且“食于人”。另外,中国的皇权政治就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人常常说人少时要立大志,“以天下为已任”,那意思其实就是要“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让天下的黎民都成为自己的奴隶,让天下的财产都成为自己的家产。所谓“皇恩浩荡”与“党光普照”,其传统是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怎么能够说中国的传统丢失了呢?

 

2010516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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